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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___“白洋淀诗群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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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的秘密写作的另一群,是当时的革命浪潮中的“知青”。在北京、河北、福建、贵州等地,都有这样的诗歌写作活动,有的且形成某种“群落”的性质。他们在60年代末、70年代初开始写诗,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自身处境有关。这是“红卫兵运动”的落潮期,其诱因和动机,来自对“革命”的失望,精神上经历的深刻震荡,和个体对真实感情世界和精神价值的探求。

写作较早而影响最大的,是郭路生(食指)。他出生于“新中国”成立前夕的1948年,从小在北京生活、上学。“文革”期间的写作,集中在1966到1969年间。主要作品有《海洋三部曲》、《命运》、《鱼儿三部曲》(初名《鱼群三部曲》)、《四点零八分的北京》(另名《我的最后的北京》)、《相信未来》、《烟》、《酒》、《命运》、《愤怒》等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也仍有诗作发表,如《疯狗》、《热爱生命》、《人生舞台》等。出版有诗集《相信未来》(1988)、诗合集《食指、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》(1993)和《诗探索金库?食指卷》(1998)。他的诗的体制和艺术方法,与五六十年代的当代抒情诗并无很大差别:四行一段的“半格律体”,是他用得最多的。但是,拒绝按照统一的意识形态指令写作,而回到真实的情感和体验,表达在脚下土地发生飘移时的困惑、惊恐、抗争的情绪和心理,这在“文革”初始的诗歌写作中,无疑具有强烈的叛逆性质。

因此,这些诗在当时同样处于困惑的青年中引起震动,也对后来的青年诗作者产生过重要影响(注:阿城说:“60年代末我喜欢他的诗,那时候,郭路生的诗被广为传抄。”(《昨天今天或今天昨天》,《今天》1991年第3期)林莽说,“称食指为新诗潮诗歌第一人是恰如其分的”(《并未被埋葬的诗人——食指》,《诗探索》1994年第2期)。多多也曾说,“要说传统,郭路生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传统”(转引自崔卫平《郭路生》,《今天》1994年第4期)。)。《四点零八分的北京》写“知青”离开北京“上山下乡”,火车开动的那种“强烈晃动”的心理反应。《相信未来》中,对“未来”的理想主义的确信,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悲剧性质的体认:这是诗的批判力量所在。郭路生的这些诗,当时以手抄方式流传。它们在刊物上刊出,是在“文革”结束之后(注:《相信未来》刊于《今天》第2期;《诗刊》在1979年刊载了他的《相信未来》和《我的最后的北京》。

作品在不同地方发表时,有的有所改动。)。“文革”中的青年诗歌写作,形成一定规模和群体性的,是“白洋淀诗群”(注:对这一“诗群”的作品搜集和研究,在80年代初就开始。如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编的《新诗潮诗集》(上、下两册,老木编选,内部发行),收入这一诗群成员的不少作品。一些诗选和研究论著,大体上将它看作是发生于“新时期”的“新诗潮”(或“朦胧诗”)的准备或源头。“白洋淀诗派”或“白洋淀诗群”名称的出现,要迟至80年代后期。)。

 1969年以后,一批北京的中学生,先后到河北安新县境内的白洋淀地区(或毗邻地区)“插队”,他们中有根子(岳重)、多多(栗士征)、芒克(姜世伟)、林莽(张建中)、宋海泉、方含(孙康)(注:根子、芒克、多多、北岛等笔名,有的在“文革”写作时已有,更多的是后来他们在刊物(《今天》等)上发表作品时才开始使用。)等。另外,还有一些在北京、山西等地青年,与他们关系密切,多次造访白洋淀渔村,交流看法和诗艺,如北岛(赵振开)、江河(于友泽)、严力、郑义、甘铁生、陈凯歌等。这些“知青”原来大多就读北京有名的中学,出身于知识分子或“高级干部”家庭,有比较广阔的阅读范围。“文革”中,又虽不成系统、但涉猎当时属于“禁书”的中外文学、政治、哲学等方面书籍。

除五六十年代的正式出版物外,尤其是在60年代由作家出版社、人民文学出版社、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“内部发行”图书。他们由此获得在情感、心智和艺术上超越现实的凭借。他们的写作,不可能获得认可,也没有公开发表的可能,甚至会带来风险。因此,写作与他们的生活具有在另外的时间不同的关系;甚且可以说写作就是他们生存方式的重要构成。芒克《十月的献诗?诗》(1974)中所说的,“那冷酷而又伟大的想像/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”,可以看作是写作在他们生活中的位置的提示。他们这一时期的诗作,有对于现实社会秩序,对专制、暴力的批判的主题,也写下他们生命的受挫,表达足下的土地发生断裂、错动时的迷惑、孤独和痛苦的体验。

在艺术方法上,虽然也从中国当代主流诗歌接受影响,但在较广泛的阅读中,也多方面地从中国现代诗歌和外国诗中寻找材料和方法。这在写作上出现了这样的现象,诗中使用的意象、描述的情景,许多来自他们读到的诗、小说,而与作者当时生活环境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;他们的感受和表达方式,大都与他们的阅读和“文化积累”有关。由于心理上和在实际生活上的普遍被放逐的感觉,使他们中的一些人,更倾向于俄国诗人(如普希金、叶赛宁、茨维塔耶娃等)的抒情方式。白洋淀诗群(以及存在于别的地区的诗歌写作圈子)的诗有特定的“发表”和传播方式。

当时的社会控制和印刷等方面条件的限制,很少见到自编的刊物(即使是手抄或油印)。诗主要靠小圈子传看、传抄的阅读方式传播。在80年代以后的一些回忆文字中,也记载了诗的作者在农村的土坑上向朋友朗读自己作的情景。

白洋淀诗群的主要作者有芒克、多多、根子等。芒克1969年初16岁时,与多多“同乘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”,并在这里生活到1976年初。现在见到的他这一时期的诗,最早写于1971年。1973年前后写的《天空》、《秋天》、《十月的献诗》,一般认为是他的代表作。最早刊发他的作品的刊物是《今天》,出版有《芒克诗选》(1989)。评论者对其诗作,常使用的评语是“自然”。这包含两层意思,一是诗人与大自然的接近,或对自然的融入,另一是诗质的少雕饰的“直接性”。如“芒克是个自然诗人,……他诗中的‘我’是从不穿衣服的、肉感的,野性的”,“无论从诗歌行为还是语言文本上,都始终体现了一种可以恰当地称之为‘自然’的风格”(注:参见多多《被埋葬的中国诗人》(《开拓》1989年第2期),唐晓渡《芒克:一个人和他的诗》(《诗探索》1995年第3期)。)。根子也是1969年赴白洋淀“插队”的。据回忆文章,他在1971-1972年间,写有《三月与末日》、《白洋淀》、《橘红色的雾》、《深渊上的桥》等八首长诗。目前见到的只有《三月与末日》和《白洋淀》的残篇。

1973年夏天,因写诗受到公安部门的审查,停止了写作。白洋淀诗群的另一重要诗人是多多。多多说他是在岳重(根子)的诗的“刺激”下开始写作的。他白洋淀时期的作品尚存四十余首。这些早期的诗,可以看到俄国诗人的影响。比起芒克等人来,他的抒情有着较多的“现代”意味,一种对世界、自我、诗艺的控制、审察和思考的倾向;在诗艺的追求上也更长久、更自觉。

因此,在1988年,他获得今天文学社的“首届今天诗歌奖”,授奖的理由是,“自70年代初期至今,多多在诗艺上孤独而不倦的探索,一直激励着和影响着许多同时代的诗人。他通过对于痛苦的认知,对于个体生命的内省,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;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,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。”(注:见多多诗集《里程》,今天文学社刊行。)他出版的诗集有《里程》、《行礼:诗38首》。

后来成为“朦胧诗”中坚的诗人,大都在“文革”期间已开始写作,如北岛、舒婷、顾城、江河等。他们的情况,将在后面述及。“文革”间的“知青”诗歌(注: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《中国知青诗抄》(郝海彦主编),以收录和征稿的方式,选编了九十余作者的诗300首。其中部分为旧体诗词。一部分写于“文革”结束后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。《诗抄》“续编”的《约稿启事》中提出,“请全国广大知青同学努力回忆、翻找一下旧作,除明显的误字外,一般不要作修改,以保持作品的历史原貌”——因为是“回忆”、征稿,可以看出,“保持历史原貌”不是一件易事。),尤其是“白洋淀诗群”的创作,一些研究者把它们看作是发生于后来的“朦胧诗运动”的准备和先声,但也有的更愿意强调它们的独立意义。这是因为,“白洋淀”时期的诗歌主题和艺术方法,有的在“朦胧诗”中得到发展,而有的则并未得到有力的承续。况且,小团体式的“民间诗刊”的写作和交流方式,到90年代,一直是中国大陆诗歌的重要方式——它的源头,应该说是始自“文革”的“地下诗歌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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